千年古刹话慈云_旅游攻略_青龙山慈云寺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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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刹话慈云

作者来源:admin

发布时间:2014-05-29 13:17

导读:慈云寺位于巩义市大峪沟镇民权村南部的青龙山中,是一处文化底蕴丰富而风光又十分幽美的地方。多年来,由于山深路险,交通极为不便,致使它深藏不露,成为大自然的“隐私”而—直少为人知。

千年古刹话慈云

席彦昭  赵玉安

慈云寺位于巩义市大峪沟镇民权村南部的青龙山中,是一处文化底蕴丰富而风光又十分幽美的地方。多年来,由于山深路险,交通极为不便,致使它深藏不露,成为大自然的“隐私”而—直少为人知。最近几年,民权村依靠党的政策,利用资源优势,发展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民众生活、集体积累有了很大提高,道路得以修复,文化受到重视,使慈云寺风景区这一宝贵自然人文景观得以重新展示社会,为巩义市文物旅游增加了新的景点,为历史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揭开她的面纱,民权村委和巩义市文物管理所曾作了大量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已引起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群众的重视。

一、探索慈云寺的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通观中国历史,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智慧线和外国智慧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经过潜移默化、融通汇合,已经成为中国式的宗教,且门派众多,各具特色,对华夏传统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哲学、伦理、建筑、雕塑、文学、音乐、绘画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它留下的建筑、雕塑、文学、绘画等,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重要一部分。据国务院最近公布,我国各种宗教一亿信徒中,佛教占据比例相当大,仅职业从教僧尼就有20万人之多,居于首位。目前,佛教在增进国家友好往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旅游事业等方面仍发挥着作用。因而,探讨佛教发展史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有益国家有益社会的项目之一。慈云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源远流长,资料丰富;因而探索它的历史,就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二、慈云寺是“中州第一寺”吗?

这要从中国佛教发展史谈起。自公元前五世纪东亚产生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位大思想家之后,儒、道、佛教就逐渐产生,在政权的作用下,儒、佛率先步出国境,而道教也相继发展,并互相影响。据资料记载,佛教已于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只不过是民间形式罢了。正式由官方接待,大约以汉明帝时为最早。最早受到皇帝礼遇的就是白马寺与慈云寺的奠基者摩腾与竺法兰。

古中印度僧人摩腾、竺法兰最初在洛阳(今偃师境内汉魏洛阳城)翻译《四十二章经》,这已无庸置疑,但“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就有待商榷了。

1、首先从年代上讲,二高僧来到洛阳,住的是国家接待外国宾客的官邸鸿胪寺,并非伽蓝,更非白马寺,因为当时中国尚没有寺院,“寺”还是官府机构的名字。为使僧人专心翻译经卷,官府后来为二僧修了“精舍”,一望而知,“精舍”之意也与“伽蓝”相去甚远。“白马寺”是为了纪念二僧在此处译经,后来才由“封建国家创立的第一座官方寺院”(《洛阳志》第十五卷7)。据东魏(534550)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载:“初创的寺位于雍门外,或因其建筑式样和梵文音译而称‘塔寺’,或因其教而称‘佛寺’,并无白马寺之名称。据考证,大约在西晋时,才有白马寺之名”(参看《洛阳志》十五卷第二节:寺院创立)。而位于汉代洛阳(今偃师境内)东不远处的慈云寺,则是“汉、唐、宋、元敕建重修”“古刹慈云寺号释源……竺法兰、摩腾、三藏宣,后显大唐并宋帝,重修至正、至元年,大明建立如来殿。”(见景泰元年三月,慈云寺住持僧觉顺撰《重修青龙山慈云寺》碑)。其它古碑也多有记载,如“汉明帝永平七年有僧摩腾、竺法兰……云游此山,因其山川之秀,遂开慈云禅寺,故其山满月之形,水曲银河之派……有祖师(指二僧)降蛛之处,二老(指摩、竺)谈经之所……至于唐三藏法师,奉敕重修庄严宝地,自兹以往,或兴或废修置不一……”“少林同祖,白马同乡”(见天顺四年,赐进士第中顺大夫河南知府、汉中虞廷玺撰,朝议大夫、广东左参议、洛阳杨铭书之《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铭。)青龙山间有古刹名曰“慈云大寺”(见大明正德三年《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记》)。可见慈云寺建寺伊始即以“慈云”为名,比“白马”寺之名字早200余年。另外,“白马寺”也并非仅指洛阳白马寺,据慧皎《高僧传·摄摩腾传》载:“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难怪在慈云寺的古代碑文中,就有“白马西来故号慈云之德”,或干脆称“古刹慈云寺乃释源大白马寺,兹寺古道场,自汉、唐、宋、元敕建重修。”也许慈云寺就是白马寺的前身。

2、从现存实物、遗址比较。

据洛阳《白马寺志》记载:“东汉时的洛阳白马寺,现在地面上已无遗迹可寻,”现存塔铭,碑碣包括齐云寺存留及近代碑刻在内,仅有32方,连同零星石刻也只有40多件(其中宋代3方,金代1方,元代3方,明代7方,清代15方,民国2方,塔铭1方,其它石刻含石柱础、石塔刹在内10余种)

而慈云寺遗址残存在地面上的不仅有汉砖铺地、唐代砖瓦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二个、还有宋代方塔、元代石雕、铭文、明代钟楼、白衣阁、摩崖造像,还有碑碣、塔铭近百方、其它石刻佛件、经幢构件,石香炉碑座、龟蚨、石栏柱、石塔刹、硫璃构件、砖雕等更是俯拾皆是,还有六尊泥塑贴金像头。另外,白马寺所存,大都为1973年从北京故宫慈宁宫调入(131项约697),门前两匹石马亦为1935年前后从距白马寺1公里处的宋代驸马都尉魏咸信墓前移入;而慈云寺所存皆“原汁原味”全为本寺所有。因而慈云寺遗址、遗物在数量和可信程度上,也在白马寺之上。

3、资料比较。

作为书籍文字记载,慈云寺不如白马寺,但是实物碑碣的记载资料,慈云寺不但比白马寺多,而且连绵不断,内容丰富。佛教史方面:记述了自汉明帝至清末近二千年的兴兴衰衰;记述了摩腾、竺法兰、唐玄奘、广慧清辩、南宗顺等名僧在慈云寺修寺院,讲佛法,除妖蛛等具体活动;五十三峰图详细地记述了明初寺院建筑规模、样式、位置和周围名胜风景;记述了本寺丛林组织的详细名单和各殿佛像名称以及法器、供器、乐器、“万岁牌”、金花、锅碗盘盏、桂树等详细数量、重量;记述了牵涉到十个省、府、州、县、村、的名称、信徒、军政职官名称;还有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及官、民、佛发生纠纷的“方爷明文”等等。是研究佛教史、建筑史、社会史、地方史等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这方面说,也优于白马寺。

资料中的有些资料也非常发人深思,如:

(1)为什么在汉、唐、宋、元时皇帝要“敕修”慈云寺,为什么明代修慈云寺皇帝要赐给“万岁牌”?

(2)摩腾、竺法兰为什么要披荆斩棘,在这里建慈云寺?

(3)唐玄奘生于巩偃交界,出身官宦家庭,为什么不在白马寺出家而到巩县净土寺出家?西天取经回来后两次随皇帝在洛阳,尤其第二次随唐高宗回洛阳(657)一年多,不去白马寺译经,却修了慈云寺又在此“讲演大法、广渡迷津”?

(4)明代河南知府虞廷玺与朝议大夫广东左参议杨铭,一个官居洛阳,一个籍贯洛阳,为什么未为近在咫尺的白马寺刻碑立传,却到崇山峻岭中给慈云寺撰文书丹?

(5)还有明朝修寺的问题,不管是僧俗修寺还是官方修寺,都是慈云在前(14451455)而白马在后(15411555),相差近百年,且慈云寺的规模、器物、范围也远远超过了白马寺?

4、环境比较

白马寺位于汉魏洛阳城(今偃师境内)西约1.5公里处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车马繁杂,人声沸嚷。就官府接待僧人或举行佛事活动上,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按照佛教规矩建寺静修,就不太理想,加上洛阳是历代战乱中心,每次内乱外患都使它遭受极大的灾难甚至毁灭性的破坏,更不利于佛教的生存发展。

慈云寺距洛阳不近不远(50公里左右),又避开虎牢关至洛阳这个战略要道,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山环水抱,松柏成林,河幽谷静,尘嚣迥隔,非常利于僧人静修和信男信女的净化。“禅师们常常沉浸在青山白云、流水清泉之中,领悟生命的真谛。深山里的古刹,常常是禅师们的悟道之所;丛林禅院,成为僧人们参禅打坐的清净之地。而那些朝圣者的足迹,常在遥远的青山岭外、白云深处、在一路的山重水复之中,攀上那岭头金顶,才恍然大悟,顿见本来面目。”所以在深山建寺院,是佛家“包含宗教目的选择”(《中华佛学丛书·净域奇观》)。作为真正含义的佛僧寺院,从环境比较,慈云寺也比白马寺理想的多,这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也可得到佐证。

根据以上比较,参照史籍文献,结论如下: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仅限于民间零星传播,无有佛寺可言。东汉明帝时期官方与佛教的接触,在于了解佛教,尚在初识阶段,接待和让摩腾、竺法兰译经的鸿胪寺和“精舍”,也不应是寺院。

中国寺院的创立,应在摩腾、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等之后,二僧为了全面传播佛教,在信徒或者皇帝官府的支持之下,才按照佛教传统与丛林原则选择寺院。根据专家解释:“丛林建筑选择的精心,包含着从观念到实体建筑的佛家原理:第一,利于修建。佛教认为,修行的第一要素即是割断尘缘,与世无染……第二,利于广招信徒……当人们置身于丛林所掩映的梵宫佛寺中时,与宗教净化意识并生的是身清气洁的审美感受,幽深的丛林与净土世界似乎更有环境、氛围的暗合之处。”这就是“历代佛教要把寺院多建在深山幽林的深层的历史原因”(《中华佛教丛书·建筑篇》)。摩腾、竺法兰是从中印度最早来到中国的名僧,在他们身上,还有着印度人那种狂热而痴迷的神山朝拜意识,加之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语)和东汉风水论的影响,一定会更加执着地在洛阳附近的丛山峻岭中去选择理想的菩提道场,而决不会在平原尤其都城附近去选建伽蓝。因而,摩腾、竺法兰按照古印度顺河上溯寻找圣地的传统由石子河上溯进入青龙山,在最理想的寺圈“亲执斧斤,诛茅斩茨,”建造中国最早的伽蓝——慈云寺!白马寺只能是后来人们为纪念二僧译经之功,爱乌及屋,在鸿胪寺或“精舍”的遗址上建起的“官方寺院”,所以,到西晋才显其名。

三、慈云寺何以史籍记载甚少?

慈云寺既然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为什么除《河南府志》和《巩县志》外,其它史籍记载很少?这有地理位置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从前文的比较中,可以明白地看出:白马寺书籍记载较多而实物资料甚少,慈云寺实物资料较多而书籍记载较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前文说过,白马寺位于京都洛阳,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人烟辐辏,皇帝举行的几次大型佛事活动都在洛阳,可以想像,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到白马寺就多,有关白马寺的文章、记述也就多。书籍易于传播、保存,文史记载也就多;而慈云寺与白马寺恰恰相反:它位于崇山峻岭、山环水抱之中,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僧人静修的地方,距都城又远,不便于皇室举行大型佛事活动,来游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比白马寺就少的多。僧人静修,无波无澜,要记的事少,文史书籍记载也就少。其次,还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佛教作为外来教,受正统儒教和土产道教的岐视和排斥,一直不被正史所重视,皇帝又一时兴佛,一时灭佛,尤其是灭佛时,往往是摧毁性的,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就是例子。其三,农民起义造成的毁坏也是个原因。慈云寺多为“敕修”和官修,加上现实中,义民看到神佛并不能解除他们的饥寒屈辱,所以,起义军痛恨官府、怨及神佛,使寺院遭到破坏,在慈云寺现存的碑文中皆有述及。另外,也有历史疏漏方面的原因。如名著于世的唐三彩,在中国史籍中没有记载,直到清末民初在巩洛一带修陇海铁路时才被发现,从而轰动了海内外,使巩县窑也显名于世界陶瓷界。慈云寺埋名千载,相信经过专家学者努力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也将被世人所重新认识。

四、慈云寺的发展史

唐宋以前的慈云寺发展史,文字资料不多,只能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及慈云寺周围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碑文资料,简作阐述。

东汉时期(碑文载汉明帝永平七年),摩腾、竺法兰草修慈云寺。幽静环境中,二僧结跏趺座,静修悟禅,相互谈经说法,商讨译经中存在的问题和宣扬佛法的办法,并招收信徒宣扬佛教宗义;还斩除了寺院附近结网伤人的大妖蛛。

东汉末年,慈云寺以西的洛阳成为战乱中心,巩县是洛阳的门户,慈云寺附近的虎牢关、旋门关、小关、巩密关、轘辕关等战事频繁,董卓毁灭洛阳后自己也被刺,埋在慈云寺附近(今董陵村)。数百里内荒无人烟,慈云寺毁灭殆尽。

魏晋时期,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在洛阳称帝后,重新营造宫殿。魏明帝时,崇信佛教,在洛阳及县周围修建伽蓝浮屠。西晋初期又在巩洛一带修建寺庙,慈云寺烟火又盛。但好景不常;“八王之乱”不仅祸及洛阳,慈云寺近处的关隘、小道,也争战频纷。

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及其母胡后皆崇佛,在洛阳龙门、巩县大力山下凿窟、造像、修复寺院,洛阳内外有佛寺 1367处,慈云寺日趋兴隆。少林寺也于此时建立起来。因二寺邻近,慈云寺又系祖庭,僧众来往频繁,续焰排字,相互支持,因而至今慈云寺的古碑上仍记有“祖风是务,佛日增光,少林共祖,白马同乡”的铭语。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毁灭几尽,史书记载:洛阳内外的宫寺民居,“存者什二三”,慈云寺位居深山,当时名士又多藏山区,可能侥幸存下来。

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于尼姑庵,在庵中生活了十三年,在尼姑智仙抚育下,对佛教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统一天下后,诏告臣民“任听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建寺造像。家住巩、偃交界处的官宦子弟陈褘(后来的唐三藏,法名玄奘)就随其兄出家在巩县净土寺(今石窟寺)。在隋炀帝迁都洛阳后举办的大型佛事活动——无遮大会上,经过挑选,“度男女120人为僧尼”,唐三藏被选中后仍在净土寺随师诵经,学业大进。一直到他十九岁,瓦岗军起义攻陷慈云寺附近的洛口仓,才与仲兄陈长捷奔洛阳,又到长安。此时的唐玄奘,对慈云寺已很了解,并十分敬慕,为他后来重修慈云寺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是慈云寺最兴盛时期。由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都重视佛教,尤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唐玄奘自印度取经回来后,把佛教推向了高潮,唐太宗、唐高宗都为其写了《圣教序》,唐三藏成了皇帝的座上客。唐三藏在洛阳期间,曾奉旨重修慈云寺,并亲自到慈云寺“开演大法,广度迷津”,慈云寺名声大振。一直到唐武宗“会昌灭佛”,香火才渐次冷落下来。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后,即在巩县选建皇陵,“昔宋祖因山而陵,远取诸象,故葬于青龙山之阳”。宋代佛、道并重,曾在宋陵内外建了许多寺院,如罗汉寺、定香寺、宁神寺、十方院、会圣宫等,请僧人颂经念佛,以超度和庇佑其先人。青龙山是其陵墓的重要龙脉,因而皇帝下令对慈云寺重新修装,使其成为受国家保护的重要寺院。这与碑文中宋代“敕建”相符。金兵入侵,对宋陵大肆盗掘,陵区寺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元兵入主中原,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喇嘛教(中国佛教的一支),禅宗中的临济、曹洞二宗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汉族大量逃逸,有的躲入寺院,“后显大唐并宋帝,重修至正、至元年”、“至正年间宗主广慧清辩大师续后重兴”,可见慈云寺在元代的近百年中,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曾两次敕修,仍然灯灯相续,梵呗不断。并于至正、至元(13351368)作了重修,至今存有两方元代塔铭和部分石刻。元代对出家僧尼采取本寺住持及耆老等保举、即给披度的政策在慈云寺保留了很长时间,现存碑文中屡有记载。

明朝是慈云寺的鼎盛时期。朱元璋十七岁出家于觉寺,建国伊始就举办法会扶持佛教,以安定人心。朱元璋以后的明代诸帝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据慈云寺碑文载,大明正统九年(1444)二月,英宗朱祁镇皇帝曾下令天下重修梵刹。在施主李普信与云水五德禅师等率领下,当年就对慈云寺进行了重修,于“正统十一年(1446)成造”。第一次重修为后来的大修奠定了基础。第二次由长沙太守之子、国家最高佛院北京大能仁寺国师弘善妙智的高徒觉顺(号南宗)从北京寻访祖庭于此,经过筹措,进行了一次大修,在朝廷和河南府的支持下,此次大修所筹资金甚巨,几乎牵涉到河南府各州、县、卫,巩县的各个村落,全国的十个省府。从明代宗景泰六年秋(1455)至明英宗天顺二年夏(1458),历时三年多,奠定了慈云寺的基础和规模。

第三次由主持僧德安于明孝宗弘治庚()(1492)至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进行重修,又增建了伽蓝殿、祖师殿、两角门、钟楼、方丈、厨库、客舍、僧房和寺周围墙。

第四次重修由寺中主持道科、道增、道悟、道重等四人与归乡耆老杜德仁、赵景春、杨景等负责,全面重修的基础上,又增建了金刚殿、闫罗殿、官亭、斋厨。此次修建时间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

第五次修建也在嘉靖中兴时期,由主持道科发动全寺僧众十方募化,在寺后峰峦上始建地藏十王殿,“栋宇隆起,神像焕赫,凡登游瞻拜者,莫不以为此寺之奇观也。”

第六次重修于明神宗万历六年四月(1578)至万历九年(1581)十月,因寺内经常出事,以为风水有碍,将地藏十王殿拆除改建在天王殿东之隙地上。

第七次由僧人永随率领,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重修千佛大殿。

第八次由施主郝小泉及侄郝石重出资,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重修斋堂五间。

第九次由僧人远逢、永修、福田于崇祯四年(1631)对水陆殿之三十六轴神像作了彩绘。

第十次由主持僧远逢于崇祯十年(1637)创建白衣阁。东西房、格扇门、木梯,修建台阶36级,石栏杆28根,月台。

慈云寺自正统九年(1444)至崇祯十年(1637)192年中,经过大小无数次的创建、增建、重修,已达到“远公之庐山,达摩之少林,未逾此也。”

崇祯六年,(1633)年,李自成及当地起义军万余人“潜避”慈云寺及其属区内,“营踏遍野,飞鸟难入其中,树木僧房烧毁一空,甚至人马作秽,粪有尺余,其残破景象大不堪观矣!

清代是佛道衰落期,但在官、僧、俗的努力下,顺治至乾隆时,又进行了十多次修补。其中以乾隆四十八(1783)年动工时间延续达十多年,工程较大。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黑石关建高级小学,附设建成师范科,提慈云寺资产(香火地七顷)作为经费(此校后改为蚕桑中学、县立中学等)。但寺院尚有一定资产。佛寺香火一直延续到清末。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修补与最后一块塔铭。第一次是大清立国后的第一个年头,(顺治三年,1646),按院承差李胤兰招募慈云寺僧人时,正殿前面忽然倾倒,后由僧众捐钱十千买草数十担对大殿进行了补茸,“不数日而成焉。”就在纪念这一次《草修正殿记》中,却对慈云寺自东汉至明末的发展作了一次全面总结。最后一块宣统元年(1909)的“上自下彦和尚塔铭”,通过一个归俗和尚牛护兰之笔,将慈云寺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铭文所记“光绪丙午(1906),朝廷变法。寺产归学堂十分之七,并迫身归俗。遗师独苦,□异常在,光绪戊申(1908)乃圆寂焉。身廑为殓殡并泐绪石,以志半僧师徒之情,云是为序。”其情至深,其意极明,不仅是慈云寺夕照中的最后一笔,恐怕也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最终总结。

传说牛护兰之后,慈云寺还有一个叫了太的僧人,民国初年去十方院存身。从此,慈云寺渐趋荒芜。民国十七年(1928)提倡破除迷信,寺中许多佛像被捣毁;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原由归黑石关蚕桑学校的慈云寺庙产权交归新心中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巩县县政府下令拆寺建学,寺院殿堂的砖瓦木料被拆运至北山口建新心中学用,尤为可惜的是,寺中一棵与慈云寺同年的、大有十圈、遮荫数亩的大白果树,也被伐掉,运往北官庄学校,建了一座三层高每层八间的教学楼。使这棵华北之最从此泯灭。

五十年代,建立民权学校时,西谷的塔林也被拆除,一直到七十年代,塔林才被拆完,仅留下部分塔基、四十多块塔铭和一些塔刹。以后寺院残留的钟楼、白衣阁、僧房曾被作为集体食堂、生产队队部、水利建设指挥部,或饲养牛羊,土地树木除集体留下一部分外,分给群众作责任田。只有那百余块碑铭和遍地的建筑构件在述说着他昔日的辉煌。

五、慈云寺的规模:

1、建筑规模。

汉、魏、唐、宋时的规模,只有奉皇帝命令的“敕修”字样或“建于汉,盛于唐宋”的记载。宋、元除残存的一座方塔、两方塔铭和“至正、至元年重修”外,只有从遗存实物中去分析:

按照历史资料,隋唐以前的佛寺大约为庭院式。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当时习惯称为“浮屠祠”,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的主要内容,唐玄奘取经后,带回的佛像、双足灵相图等也被作为膜拜巡礼的内容。庭院中前后有殿堂,四周有廊庑围绕,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佛像渐渐高大,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移出寺院择地另建,或置于寺前、寺后或两侧。禅宗兴起后提倡“伽蓝七殿”制(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库房、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根据上述资料,慈云寺内不仅有“东塔院”之名,寺院东北部还有残存的宋代砖塔,院内还有汉、唐、宋、元遗物,足可见明代以前就具相当规模。

明代,建筑的基本骨架可以明初的五十三峰图为基础。陆续为:景泰元年(1450)建成的有:山门、大殿、前殿、东斋堂、西禅堂、祖师殿、东塔院关房三间、廊庑。景泰乙亥(1455)至天顺戊寅(1458)建成和扩修的有山门、大雄宝殿、转角廊、前后庑、楼阁、斋堂、方丈、厨库、水陆、大小僧房。天顺六年(1462)慈云寺规模是:佛殿三间、中殿千佛殿、三间大琉璃宝殿、东西前殿、前水陆殿、天王殿、伽蓝殿三间、祖师殿三间、东斋堂五间、监斋、厨房三间、碾磨房四间、东关房三间、西禅堂五间、西僧房八间、东西方丈、井二口。嘉靖初年,曾在后山巅建了地藏十王殿,嘉靖末,在全部重修的基础上,在天王殿东侧,又迁建了十王殿。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修其它殿堂时,又新建了金刚殿、闫罗殿、官亭、斋厨。西谷建有塔林。另外在寺东土崖下还建有几十个“和尚窑”;西偏南还建有天井窑院。寺院建筑面积已充满了环山围绕约40亩的圆形地面及和尚坟生产队的八里坡。据天顺六年(1462)记,当时就有佛像近二千尊,红漆香亭、明金五彩辇、金宝幡、大铁香炉、钟鼓铙钹、铜磬等多套法器;还有“万岁牌”一面、金花二瓶和重1300斤的护明钟及六个大铁磬(重的一百斤,小的五十斤)。生活用具上有大锅二口重三百五十斤,中锅五口重三百斤,大小碗二千三百个,大小盘五百个;漆盘十个,细磁碟一百五十个,细磁茶钟三十个、白茶瓯一百个、果木桂树一千余株,可见当时僧人之众、接待人员之多、规格之高、环境之优美。碑文颂曰“大雄之殿,转角有廊,前后有庑,楼阁峥嵘,斋堂整饰,飞甍复道,琳馆珠宫,方丈有室,厨库有房,黝垩丹漆,金碧交辉,内塑诸佛千尊,水陆百座,一切神像,妆理咸备,大小僧房,不计其楹,工料所费,千万余缗……虽远公之住庐山,达摩之居少室,大颠之临南海,其胜会丛林,亦不多让也!”“千佛万佛,金容百宝,庄严楼阁,巍巍宝殿,香烟袅娜,万盛咸臻,钟鼓悬鸣,千贤皆集”“此巩南之胜概,丛林之第一也!

2、法定规模。

慈云寺与塔林占地面积约在60亩左右,这符合明代宗朱祁钰颁布的标准。而据碑文所记,慈云寺所辖的范围却“东至钵盂峰为止界,南至洪河山根为至,西至石人岭上为至,北至普宁下寺为距,四至为界,以为后尔。后人有至不乱东西,四至条段是常住地。日久月来,永为凭据,故立碑铭。”另一碑侧上大字雕刻“东至钵孟峰,西至石人岭,南至盘龙山,北至普宁寺、四至明白,分水为界。”按此计算,慈云寺所辖的范围至少在75平方公里以上,林果土地皆归该寺所有。大大超过了明初官府规定的面积。这可能与慈云寺的地位及僧人众多有关。五十三峰图中有的峰下刻有僧人像;碑文中有僧捐牛、捐粮,以此分析:由于慈云寺的建筑受客观条件限制,有的僧人不得不住在适宜耕作的其它山洼中,边静修边耕作放牧。

3、寺院僧众。

碑文中刻有“合计本寺亲派佛子法孙,廊下约有三百余僧。”“至若明之南宗顺……一时呗梵音者且不下四五百人。”若加上游方僧和信男信女,在寺人会更多,这与前面所列锅、碗、井的数量基本相符。

4、辐射范围。

慈云寺作为“释源”和“祖庭”,肯定受到社会的重视。据残留的碑文记载,不仅有皇帝的“万岁牌”和“金花”,还有知府、布政使司、武平卫、河南卫、指挥使、指挥检使等高级军政长官,也有按院承差、千户(正五品)、知县(正七品)、典史、教谕、典吏等中下级官吏和退归林下的贵州道监察御史、庆阳府通判等著名耆老,既有进士、举人,也有庠生后学。捐资的官吏军民和信男信女辐射到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四川、江苏、杭州、江西以至广东、云南等十个省、府、州、县。其中河南涉及到郑州、开封、南阳、禹州、济源、偃师、温县、洛阳、荥阳、登封、密县、归德府、怀庆府、孟津、中牟、安丘县、凌宁县、颖州、祥符、扶沟、宁县、卫辉府、孟县、西华、获嘉、武陟、归德州、武平卫、河南卫、巩县等几十个府、卫、州、县。巩县又包括全部村镇。其它如山西也涉及到太原府、□昌府、泽州、岳阳、曲沃、汾阳、永和、平灶、绛县、相原、青元等县。其它还有南京、西安、临江府、新淦县、河内县、济南府、新城县、临□州及广东的景宁县和云南的大理府,还有积山县、羽州、普左县、句容县、云和县、平安县、安具县、任安县。如此大的范围,反映了慈云寺在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六、慈云寺的价值

慈云寺的兴衰史几乎与我国的封建社会史相始终,不仅弥补了我国历史上佛教史中的不足,也反映出我国政权的兴衰更替。其丰实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

1、丰富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其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过马耆山得祭天金人,自是佛法遍于中夏,楚王英最先好之;梁武帝凡三舍身,日食蔬素,宗庙以面为牺牲,盖观佛三昧深入人心矣!嗣后王公贵人以及妇人女子辈莫不斋饭诵经,焚香拜咒,而异乡慕善之流,亦皆倾盖藏、竭膂力以修造梵宇”的记载,把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上溯了几百年,对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新资料。寺中有关摩腾、竺法兰、唐玄奘和南宗顺等名僧的记载丰富,并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尤其关于慈云寺为“中州第一寺”“丛林第一”的论述,给史学界、佛学界、建筑学界、文化界等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另外“水陆之缘,起自梁武帝(502549)时,因梦昧而告志公僧人,僧曰此梦乃神儆帝作拔济救苦超度之事也,帝依仪文修建行之;至咸亨(唐高宗年号670674)年间,英公禅师以作此会于金山寺。” 这也比一般书籍所载水陆法会“是在赵宋初期流行的礼忏斋会”早的多。其它诸如农民起义、时岁灾荒、官职地名、地方机构、自然林木变化等等,都是研究地方史志的宝贵资料。

2、艺术价值。中国佛教是二千多年来西域文化和华夏文化嫁接、融合的花朵。“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在流传、影响华夏文化的最大一面,似乎不是它的天国信仰,而是它的哲学、艺术和审美。”“中国艺术的最高层次是禅境”“已成为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典范的艺术作品的一种标志”(转引之《中华佛学文化佛教艺术》)。尽管慈云寺留在地面上的建筑已经不多,但它的环境如旧,遗址保留完好,并有一大批碑、铭、石刻、砖雕、琉璃构件和一定数量的摩崖造像、泥陶佛像、佛塔和建筑物,这无疑是研究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书法艺术、文字艺术的珍贵实物。

3、开发利用价值。

慈云寺的风光已经陶醉过几十代人,如今初到慈云寺的人亦无不为之耳目一新,赞不绝口。山峻峭奇伟且构造奇特,水碧澄清洌又甘甜醇厚,木繁杂茂密却春秋异景,气清新含香而透人心脾。巨崖生苍松,蜂巢似斗;顽石长鲜花,翠鸟啁啾。人行河底,两山突然扣手,二百米内,使你分不清东南西北,不明上游下游;当你奋力向前,巨岭会突然为你闪出一线天,挤身而过,又是一番天地,山移水换;巨石拦道、如华山之无路;或深潭塞途、如三峡之惊神,似入迷魂连环阵。是一处含它山所有,蕴它山所无,别具一格的旅游胜地。慈云寺风景区处于中原旅游黄金线上,东有郑州,西有洛阳,交通方便,人口众多,在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今天,它就更显得可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乡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慈云寺以及整个风景区,一定会迎来更多的专家学者、中外游客,带动山区经济、文化的起飞。

  

19971112日于民权

(注:该篇作者曾负责慈云寺遗址的抢救发掘,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写成此综合性文章,先在《青龙山慈云寺》书中登载,199811月在西安“唐文化与法门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